抑郁与焦虑的共病是所有情感障碍症状组合中发生率最高的精神疾病结局，而主流的单一因子精神病理模型（Psychopathological factor，P factor）或症状桥接中介网络假说（Bridge hypothesis）均不能完全解释这种共病的精神神经病理基础。此外，抑郁与焦虑的共病桥接症状的高异质性也使得捕捉共病转化风险症状的神经精神病理学基础较为困难。
近日，西南大学心理学部冯廷勇教授团队在Nature子刊《Nature Communications》（中科院大类一区Top，IF5-year = 17.0）发表题为“Edge-centric connectome-genetic markers of bridging factor to comorbidity between depression and anxiety”的学术论文。该研究原创性提出了“共同桥接因子理论”（图1），计算了抑郁-焦虑共病症状的共同桥接因子(Common bridging factor，Cb factor)，并进一步揭示其神经影像-转录组的神经生物富集标记。
图1 共同桥接因子理论模型
具体来说，基于配对马尔科夫随机场的网络模型，结合标准化熵度量，本研究首先在一个亚临床样本中揭示其共病的核心但高异质性的桥接症状，包括“无意义感”“担忧”“不自信的”等。利用因子分析法，本研究进一步提取了所有核心桥接症状的第一因子，并发现该单因子结构为最优模型，因而提出“共同桥接因子”理论模型（Cb factor），假定抑郁与焦虑的共病是一个共同心理病理学因子出现的结局。为进一步验证是否这一理论因子具有神经表征基础，基于神经功能连接的连接组模型（即基于边的神经功能连接）特征，本研究训练了一个基于边的神经连接组预测模型（Edge-centric functional connectome-based predictive model, eCPM）以预测该因子得分。结果发现，基于边的神经功能连接组特征能够显著预测该因子，并能够在4个独立外部样本中进行泛化。因此，该理论因子具有一定的神经功能表征基础，验证了该理论因子的神经病理学意义。为进一步明确这些神经功能表征的模式，即哪些神经区域、环路或网络表征了这个理论因子，本研究进一步采用被试间表征相似性分析，发现注意网络、额定控制网络及默认网络的基于边的神经连接组特征表征了该理论因子的变化模式。鉴于抑郁和焦虑及其共病具有中等到高水平的表型遗传率，本研究进一步纳入了一个前瞻性神经影像的双生子队列，考察这些神经表征是否具有可遗传性。结果发现，表征这个理论因子的基于边连接的神经特征具有中等可遗传性，提示该理论因子可能受到了遗传调控。因此，本研究进一步采用了艾伦人类脑图谱（AHBA）标准化基因转录组数据，以这些神经表征为中间表型，基于偏最小二乘模型揭示了特定基因表达模式对这些神经表型的预测关系，相关基因包括SCRIB, FTCD, RMND1等。最后，基于该基因集，本研究利用标准化设遗传生理学数据库进一步对其进行基因下游功能注释，富集分析及解码分析。结果发现，参与调控该理论因子的神经表型调控基因可能与脉管系统发育及儿童晚期到青少年早期的小脑神经发育有关。总之，本研究提出了“共同桥接因子”假设以解释抑郁-焦虑共病的神经病理学基础，并利用基于边的神经功能连接组特征及行为、分子遗传学技术进一步揭示了该理论因子的多模态、多尺度神经基础。
图2 共同桥接因子神经表型关联基因集的下游细胞类型、神经发育及疾病的富集
论文第一作者为西南大学心理学部毕业博士研究生陈志毅（现为陆军军医大学医学心理系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大学心理学部冯廷勇教授为通讯作者，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秦绍正教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周媛研究员为共同通讯作者。该研究得到国家自然基金（32300907、32271123）、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队人才计划（2022160258、202211001）、 重庆市技术创新应用发展重点项目（CSTB2022TIAD-KPX0150）、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22YFC270520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创新团队项目（SWU2009104）和西南大学创新研究2035先导计划（SWUPilotPlan006）的资助。
